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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播新聞、做正事的東西都是普通話，說上海話的是什麼節目？是傢長裡短、吵架等內容，傢長是不會讓小孩去看的，甚至於白領傢長自己也不大會去看。
上海話有多難學？隨便問一位北方人就知道瞭。你到山東、山西、河南、河北，待上一周便能大致摸清當地方言的規律節奏，熟悉語音語調。可不少定居上海的外地人，卻需要花上很長的時間，甚至參加專門的語言訓練班，才勉強能說“洋涇浜”。上海人被扣上瞭“排外”的帽子，大約也是因為高難度的上海話天然帶有的社會排斥功能。“會說上海話的是上海人，不會說的是外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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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隨著以北方官話為基礎方言的普通話在大江南北實現普及，加之北方多地方言搭載著流行的曲藝形式不斷煥發活力，如小品中的東北話，相聲裡的天津話，電影裡的河南話、山東話等，上海人也開始聽得懂、甚至正確使用大量北方的語匯，這被社會學界部分專傢看作是上海本地方言走向衰落的起點。
今天的上海方言，其“強勢地位”還真實存在嗎？在上海這樣一個全球的、多元化的大都市裡，究竟還有多少社會和語言上的空間是留給本土方言的？再過20年，又會有多少人能用上海話完成日常交流？上海話的未來，值得探討與深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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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話遭遇“勁敵”，陷入邊緣化的尷尬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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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話是吳語的一個分支，人類使用它的歷史不過100多年。在上海開埠後，大量國內移民、外國殖民者給當地的語言註入瞭各種新的元素，最終形成融合瞭英語、法語、江浙方言等為一體的上海話，其本身具有豐富性和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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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在同濟大學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與社會學系共同舉辦的一場“城市對話”論壇上，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跨學科研究專業講師徐舫抽絲剝繭地解析瞭上海話的使用境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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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出，國內幾千年來的語言體系都是“雙軌的”，有一套高級的、官方用於書寫的系統（high language）和通俗的、日常用於交往的系統（low language）兩種。它們互相平行，井水不犯河水，共同支撐起人類生產生活所需的溝通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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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在90年代上海的中小學裡，普聯毅家電生活館｜台中富士通冷氣｜台中富士通冷氣批發通話就屬於“high language”。“隻有會上傳達重要文件，或者教師授課時才使用。如果是校長批評老師，老師批評學生，一定是說上海話的”。這恰恰體現瞭語言的功能和形象：用普通話來表達正式的、正面的意涵，而上不瞭臺面的、通俗化的表達，才用上海話——low language。
2000年前後，國傢頒佈普通話水平測試標準，並以《國傢通用語言文字法》為政策約束，首先對國傢公務員、教師、播音員等群體形成瞭強有力的語言引導，普通話在公共空間迅速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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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上城市人口結構發生著巨變，社區內的人群交往、鄰裡關系經歷重塑，上海話的使用環境甚至被局限在傢庭內、朋友圈內，普通話大面積代替上海話成為日常生活中的交流語言。“有時，兩個上海人談話中突然涉及到一個非本地名詞或術語，也可以立即切換成普通話表達，這是自然發生的語言表達借用”，上海外國語大學教授趙蓉暉舉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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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過20年，上海話會不會陷於“瀕危”？徐舫深表擔憂，隨著方言在代際間傳承的弱化，未來擁有上海話這種語言能力的人會越來越少，上海話遲早要被“擠出”這座城市的。
普通話能轉化成資本，讓上海話“情何以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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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上海話越來越沒落？恐怕還不單單是交流空間遭受擠壓。徐舫認為，普通話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轉化為經濟效益、社會關系等實用價值，這加速瞭上海話的邊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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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80後上海小夥子告訴我，他初高中讀書的時候，普通話說不好還沒什麼。上瞭大學，普通話講得好的同學，做課堂展示時老師自然會給高分。回到傢，他便不再和父母說上海話，而是抓緊時間操練普通話。後來成績慢慢上去瞭，對以後工作的提升也有幫助”。從這個意義上說，語言資本、文化資本最終可以成功轉化為經濟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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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上海話能轉化成什麼？復旦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於海認為，放在過去，會說上海話意味著一種身份的認同，“它能夠給人帶來社會地位，以及種種實際的利益。所以在1949年以前來上海的人，必須受上海話影響，習得本土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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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當今的上海是國際化大都市，中青年勞動人口中，本土人口比例下降，外來人口比例逐年上升。他們不說上海話，但從生活環境、戶籍身份來看，都是上海人。“上海人”的身份概念與“會說上海話”之間的聯系被稀釋，甚至被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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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新的身份認同開始與“資產所有權”掛鉤，與重新整合的社區掛鉤。能夠顯示社會身份和社會地位的工具，不再是“你是否會說上海話”，變成瞭“你住在哪兒？”。同個社區的居民，不管說什麼話、是哪裡人，甚至可以是外國人，因為受教育程度和經濟水平相當，從而可以站在同一階層上感受和消費這座城市。這些新的社群，他們可以有線上線下的組織，有內在的緊密聯系，絲毫不受語言排斥的影響。
失去語言魅力，上海話的“傳承”將是空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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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初期，上海話仍是一個不斷被創造的“活的”語言，所有外來的移民不斷將南腔北調註入它。然而在於海看來，90年代以後上海話已經不再具有創造功能瞭，以金山、奉賢田山歌為代表的基於當地方言的文化形式，也隻能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來保護，無法面向外部拓展，也就難言新的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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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濟大學社會學系講師章超進一步將方言和普通話的創造力拿來類比，並指出，方言背後隱藏著“老鄉”這一使用群體，主要功能是便於相互拉近情感。然而用在創作中，這反而是一個制約因素。“我們看papi醬的節目、彩虹合唱團的《春節自救指南》，發現這些非常有意思的文本，都是在普通話的基礎之上，加上瞭街頭巷尾的深度故事創造出來的。如果是基於方言，可能會在本地紅起來，卻沒法走向全國。就連上海作傢金宇澄的文學作品《繁花》中也規避瞭很多上海人專用的詞匯、語匯，因為上海話和普通話差別大，離開瞭上海語境，那些梗人傢就get不到，語言的魅力就消失瞭。”
徐舫表示，現在上海電視裡面確實有一些說上海話的節目，比如老娘舅，它是講老百姓的生活的。但是，播新聞、做正事的東西都是普通話，說上海話的是什麼節目？是傢長裡短、吵架等內容，傢長是不會讓小孩去看的，甚至於白領傢長自己也不大會去看。地方語言的確應該傳承給下一代，可如果他們接觸的不管是書寫的、還是語音的，都是普通話，最終“傳承”就是一句空話。雖然很多方言保護者希望“上海話”成為概念中的上海名片，但徐舫表示對此並不是很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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